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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自由講】告別高增長時代.全球社會危機的根源

【財經自由講】告別高增長時代.全球社會危機的根源

Released Thursday, 2nd October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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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英國正同步面臨嚴峻的財政與社會雙重危機。從美國政府頻繁陷入停擺危機,到英國倫敦股市新股集資活動萎縮 ,種種現象不僅是短期政治失靈的結果,更是對後工業時代超高速增長模式告別、以及戰後數十年積累的鉅額福利負擔的一次總清算。

我們正面臨的,是政府在財政上承諾過多,但在生產力上投入不足的歷史性失衡。

財政壓力:從美元特權到主權債務的警號

美國與英國的財政困境在形式上雖有所不同,但本質上皆指向了政府開支結構的不可持續性,這也暴露出兩國制度韌性的根本差異。

在美國,政府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已超過 120%。儘管市場對最新的政府停擺表現相對平靜,主要因為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特權」提供了無限的借貸空間和市場信心,但潛在的政治動機已與以往週期性停擺有所不同。這場危機的本質在於共和黨內部意圖削減龐大聯邦政府開支。然而,美國聯邦政府最大開支始終是難以觸碰的社會保障與醫療保險(Entitlement Spending),這些承諾早已超越了現有稅基的負擔能力,成為無法削減的硬性負擔。另外,在巨額債務面前,利息支出已成為僅次於福利支出的第二大負擔,所以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也透過逼迫聯儲局減息降低政府再融資的利息開支。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聯邦制度至少保障了地方政府的財政獨立性,使得聯邦停擺不至於全面癱瘓基層服務。

相較之下,英國的處境更為艱難,缺乏美元特權的支撐,無法無限量印鈔。英國的長期債息在七國集團(G7)中高企,甚至比 2022 年 Liz Truss 引發危機時更為嚴重。這種現象反映了市場對英國財政穩健性的深切憂慮。尤其是在通脹失控之際,英倫銀行(Bank of England)的政策失誤,不僅未能有效控制物價,反而摧毀了儲戶與固定收益投資者的信心,進一步惡化了民眾的生活成本危機。英國經濟不僅面臨通脹高企能源價格飆升的困境,其金融市場的活力也急劇衰退。倫敦 IPO 排名大幅下跌至全球前列之外,許多本土企業甚至選擇退市或轉赴紐約上市。

社會流動性與和平紅利的消逝

當前的財政危機並非始於今日,而是源於數十年前政府為獲取政治優勢而向選民作出的福利承諾。這些承諾建立在戰後及冷戰結束後兩段「和平紅利」(Peace Dividend)所帶來的超高速經濟增長之上。第一波紅利來自戰後重建與工業擴張;第二波紅利則來自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化與供應鏈重組帶來的效率提升。然而,隨著這兩波紅利的終結,全球經濟開始遠離高增長的軌道,使得履行這些福利承諾變得難以為繼,進而引發了「世代之爭」:年輕一代要償還上一代所享有的超額承諾。

矛盾開始以社會問題的形式顯現,並極大地侵蝕了社會的基礎價值:

* 福利依賴與「窮忙」現象: 在英國,領取失業救濟金(Universal Credit)的人口佔比驚人,尤其是在年輕人中。政府雖試圖推行「不工作即失去福利」的措施,但其邊際效益值得懷疑。這可能只會造成「窮忙」(Working Poor)的現象,即人們被迫從事低薪、低生產力的工作,卻仍然無法擺脫對政府福利的依賴,無法為國家財政帶來實質性的貢獻。這種低效勞動力的固化,是國家生產力下降的直接體現。

* 社會流動性的消退與信任危機: 對於一個健康發展的社會而言,最重要的價值是社會階級流動性(Social Mobility),即個人透過努力實現上流的空間和動力。這是維持社會契約和公民對「奮鬥」抱有信念的基石。然而,在經濟低速增長且生產力停滯的環境下,社會資源被固化的福利和既得利益階層佔據,階級固化加速,社會流動性大幅下降。這直接導致了民粹主義的興起,以及公民對精英和既有體制信任的徹底崩潰

* 民怨的投射與反移民浪潮的誤區: 經濟困境和福利負擔導致民怨沸騰。由於政府不願或無力對既有的福利開支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民眾的怒火便轉而投射到社會弱勢群體,特別是新移民身上。在英國愈演愈烈的反移民情緒,實質上是內部財富分配和資源不足的體現,而非移民本身。新移民往往被錯誤地視為奪走資源的對象,忽略了他們對經濟的潛在貢獻,這種誤區使得社會無法對真正的財政問題達成共識。

全球經濟已經進入一個低速增長高債務高衝突的全新動盪時代。這種結構性變化對金融市場產生了深刻影響:資金流向呈現兩極化。一方面,資金追逐極少數的高風險、高回報領域,例如未上市的人工智能(AI)企業,試圖尋找下一個高增長奇蹟;另一方面,則極度湧向穩定的 Fixed Income(固定收益)資產,以保衛本金。過去那種通過公開股票市場、讓普通民眾普遍實現財富增長的「全民皆股」模式正在消逝,中間地帶的資產被壓縮和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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